我自2004年加入致公党，已有11个年头。回想自己加入致公党的过程，真是可以称得上和她很有缘分。

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有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让我与致公党失之交臂。

先说第一种情况:我本来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93年,我大学毕业，进入了机关工作。我像政府机关的其他同志一样，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工作不久，就向单位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在我当时的单位，要求入党的人很多，许多人都被列入了发展对象，但每年能入党的人数有限，因此，我一直留在党外。97年底，因为工作调动，我到海曙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当时的区机关党工委见我还不是党员，就把我列为了党员发展对象，还通知我去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后来，这事让统战部知道了，他们向机关党工委提出，已经把我列为党外人士培养对象，要求不要把我发展为党员了。这样，按照组织的要求，我就留在了党外。

再说第二种情况：统战部门本来是把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培养的。如果统战部门单单把我列为党外人士培养，我是可以加入民主党派的。但实际上，当时的统战部门不仅把我列为党外人士，而且把我列为无党派人士培养。

记得我在区政府办公室当科长的时候，有一些民主党派来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党派。印象最深的是民革，那时民革的李圣文副主委是海曙区的副区长，我的办公室刚好是他的对面，几乎天天见面。当他知道我还不是党员的时候，很热情地向我介绍民革的有关情况，还给我带来了一些介绍民革的资料，动员我加入民革。我内心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但因为统战部门希望我作为无党派人士留在党外，我只好婉言谢绝了他的一片好意。

在我作为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时候，统战部门十分关心我的成长，曾让我参加了全省第二届无党派知识分子骨干培训班。那是在2001年9月，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开学的第一天是11日，刚好是美国“9.11”事件的那一天。我还记得，致公党省委会现任主委郑继伟，当时是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是无党派人士代表。他受省社院的邀请，专门给我们上了一课。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向我们介绍了党外人士如何参政议政、如何处理好与单位党组织的关系。他的口才很好，课讲得非常实在、生动，对我们很有启发。那时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我们居然都成了致公党党员。

那么，后来我为什么会加入致公党呢？这个问题，说起来也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组织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记得是在2002年，统战部领导找我谈话，提出因为需要，希望我改变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去加入一个民主党派。还从关心我个人成长的角度，给我分析无党派与有党派的利弊，认为有党派比无党派更有利于个人作用的发挥。后来，我在《凤凰周刊》上读到成思危的一篇记者专访，再回想起当初统战部领导对我的谈话，确实是推心置腹的。成思危在访谈中谈到了当初加入民建的动机，他在当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还是一名无党派人士，后来碰到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动员他加入民建。孙老先生告诉他，作为个人的参政议政力量是有限的，有些发言不是中央领导都能看到的，但是作为一个党派就不一样，有些意见和情况可以直接反映给中央领导。在这一点上，个人和党派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孙老先生的话打动了他，吸引他加入了民建组织。他加入民建组织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成思危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说来凑巧，统战部领导找我谈话不久，致公党原副主委许国章（那时，他是海曙区政协副主席，我是区政协常委，我们经常在政协会议上碰面、交流。）知道我的情况后，动员我加入致公党，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致公党的情况，还给我带来了致公党党史等资料。老实说，在碰到许国章副主委前，我并不了解致公党，在听了他的介绍，并且看了一些资料后，我才对致公党有所了解，知道了一些有关致公党的党史知识，知道了致公党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也了解了宁波致公党的一些情况。这样，在许国章副主委的指引和介绍下，我提出了入党申请，最终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致公党党员。

回想自己加入致公党的过程，忽然想起了在一本书上读到过的一句话：“命运之门的开与关，没有迟没有早，只有刚刚好。”我也是在“刚刚好”的时候，投入了致公党的怀抱，找到了自己的组织。(陈早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