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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视角下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研究
发布日期:2020-08-07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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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视角下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研究

 陈丹 

【内容提要】人民政协在疫情中充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了疫情防控狙击战的治理效能,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清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的来源,加强人民政协的队伍建设,规范化建设,法治化建设以及信息化建设,以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彰显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

【关键词】疫情防控 人民政协   制度优越性

2020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疑对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一次艰难大考。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一环,在这次疫情中,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智力优势,敢于作为,勇于担当,不仅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了疫情防控狙击战的治理效能,且在全球疫情仍在快速蔓延之情势下,彰显了人民政协在中西方协商民主制度实践样态下巨大优越性。

一、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之体现

(一)人民政协制度疫情期间有效推动了全社会最广泛的政治参与

疫情发生后,全国政协以及3100多个地方政协组织,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共计60多万政协委员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及其他关系民生的热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没有硝烟地疫情防控战役之中,有力推动了多元共治的国家疫情防控体系的形成,充分发挥出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重要形式,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

(二) 人民政协制度疫情期间有效推动了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

如何有条不紊地处置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离不开聚集全社会的聪明才智。而人民政协因自身的广泛性,多层次特征,具有显而易见的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人才优势,是一个个服务疫情科学防控,服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现存的“智囊团”、“人才库”。可以说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人民政协所显现出的重要话语权和广泛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无不来自于政协界别和其委员所提建议、意见的专业性与可行性,来自于他们对疫情所导致的社会复杂问题见解和工作的预见性。因此,人民政协建言资政,充分沟通、讨论、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集中民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过程,有效推动了党和国家疫情防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三) 人民政协制度疫情期间有效化解了社会冲突,促进了社会和谐

疫情期间,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出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怎样才能凝聚共识以形成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专门政治协商机构,商以求同,协以成事就是最有效的应对之道。一方面,团结和统一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征,人民政协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中天然具有促进社会稳定,凝聚人心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又具有贴近群众,服务基层的沟通和交流渠道,能释疑解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充分体现政治协商的实践价值。例如,疫情期间,委员们虽然不能面对面,但各地政协“请你来协商”从未停步,且频频迈上云端,走进网络,既突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形式的大跨步创新,又在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建言献策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功效,及时传导了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界别群众的呼声,让社情民意上通下达,将矛盾防范于蔚然,化解于无形,有效增进了疫情期间的社会和谐氛围。

二、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从何而来?

(一)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来自于历史的必然选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其与20世纪后期,针对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的局限,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基础上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范式和政治实践不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结合现实国情所创造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因此,我国的人民政协制度不是对人大这种选举民主形式的补充,而是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而该制度有没有效,管不管用,实践是最大的试金石。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以来,筚路蓝缕,风雨兼程,与共和国一道战胜了地震、台风、泥石流,雨雪霜冻等重大自然灾害,一道克服了天花、疟疾、非典、血吸虫等重大疫情,并逐渐汇聚成中国协商民主政治中的一股显著势力,在新冠疫情期间终爆发出凝聚共识、共克时艰、齐谋发展的磅礴之力,不断向社会传递着向上进取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充分证实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越性是来自于中国历史长期锻造和检验的结论。

(二)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来自于党的领导

中国的政协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制度,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场所,而最终的决策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的,政协委员并不是决策者之一,这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含意并不相同。西方协商民主的词源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一般被译为‘Consultative’,虽有协商之外延,但强调的是“咨询”之内涵,即Consultative是决策主体向决策者之外的人征求意见,而Deliberate是决策者相互之间的磋商讨论。这种中国式的政治协商关系如前所述是建立在特定历史基础、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它避免了西方国家政党由于分享政权而造成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互相对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保持政局稳定和社会和谐。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凸显了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囿于人民政协不是决策机构、立法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而是协商机构、议事机构、决策服务机构,它最终要服从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服从于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政治决断,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工作安排,其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中国式商量模式”在疫情中成功避免了党派利益之争,阶级利益之争,区域和集团利益之争所导致的社会撕裂的弊端,超越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态,而显得更加稳健,更加成熟,更加靠谱,为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思想保证,行动保证。

(三)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来自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组织等一系列上层建筑。而中国人民政协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即筑基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该经济基础不但使人民政协制度在疫情中有了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还能树立其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秉持参政议政为公的宗旨,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正基于此,当疫情期间国家需要的时候,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的部分委员能迅速集结,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因为服从国家需要,也是这些公立医疗机构的委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中国是不惜一切,调动一切资源,政府买单,全面救治。

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各政党代表的都是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对立,是各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有私利,无公心,疫情到来时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少数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封城”、“封区”、“停航”、“停运”等重大敏感问题上更是不可能做到全国一盘棋,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只有不惜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甚至提出全民免疫理念的荒谬理念。

(四) 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来自于人民利益至上的制度理念

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从何而来?从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制度理念中来。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人民政协制度的基本立场。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制度是否具有持续生命力,关键取决于这一制度安排能否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的人民政协制度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根本出发点,诉诸公共利益,兼顾各方利益,在疫情危难关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尽显“人民政协为人民”之本色,主动作为。如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物流行业的湖北省政协委员潘韦就给政协负责人发信息,愿意动员航空资源支持武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组织公司踊跃捐款,用实际行动支持湖北抗击疫情;而在上海,全国政协委员严彬的企业迅速行动,紧急调配了价值1000万元的产品,并组织专人运送至战“疫”一线……他们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展现出政协制度和政协委员人民利益至上的责任担当。而在

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恢复经济、寻求发展,也必将成为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又一重镇。

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疫情爆发前期对疫情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失当的,特朗普政府在收到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疫情通报和警告之后没有引起警觉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导致美国今天病毒感染确诊人数世界第一的原因之一。而其背后所展现的即为选票至上的美国政治格局。美国无论是其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还是总统制度,囿于自身利益,选票永远都是比疫情应对更大的政治,政党之间,政府和议会之间,参议院与众议院之间,联邦和州之间,以及社会各界别之间在整体上很难形成抗疫的统一共识,提出抗疫的统一措施,执行抗疫的统一标准,产生全国内外一致的统一抗疫行动,最后在相互扯皮推诿,各施其政中不断将确诊和死亡人数推向了新高。

三、以制度建设彰显人民政协制度优越性

既然疫情期间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民政协制度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建设的有益经验,那么就应该针对人民政协制度中的一些不足,让新时代的人民政协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发展完善,以进一步彰显人民政协制度之优越性。

(一)加强政协委员的队伍建设

前已所述,政协委员大多都是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骨干分子,业界精英。但政协委员所要开展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都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各界精英虽然是精英,但也只是在各自工作领域中有所专长,不一定都是政治精英,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否则不少政协代表的提案也不会被嘲讽为“雷人”提案议案了。因而,如果政协委员的遴选今后仍仅以各界精英为标准,而不以政治精英为标准,就可能形成角色错位。为此,一要严把政协委员入口关,不断改进委员任职的标准、程序和方式,既要注重委员的代表性,又要注重委员的履职能力,既要强调委员的荣誉性,更要注重委员的责任感,逐步适时地建立一种候选人差额竞选机制,力争把高瞻远瞩、目光远大、有道德信仰、坚持正义价值,有建言献策的人士纳入到政协组织中来;二要完善政协委员管理机制,研究制定政协委员管理的指导性意见或办法,建立健全委员履职情况统计制度,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并将委员履职情况作为换届留任的重要依据,以此促进政协委员全面提高素质、有效履行职责,自觉树立和展示政协委员良好形象。总之,推动政协事业、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切实抓好政协委员的队伍建设,真正做到“用事业凝聚委员、用实践锻炼委员、用机制激励委员,”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让一批以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为己任,具有成熟政治见解并能够放胆直言的“政治新星”在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二)加强人民政协的规范化建设

按照十八大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的要求,需要人民政协进一步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建设,让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有章可循,有制可依,为此,应建立健全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各项工作制度,加强和改进其经常性工作。如完善政治协商议题的提出与对接机制,规范各种会议协商制度,健全提案办理协商制度,优化人民政协智库制度,建立综合协调、信息沟通、绩效评估、督察落实等工作机制,丰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力争使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各项工作的内容、形式、程序都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并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当前,许多地方政协积极探索,创立了政协建议案和重点提案公示制度、向党委和政府反映重要意见和建议的“直通车”制度等,都是推动参政议政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建设有力典范,需要认真总结加以推广。

(三)加强人民政协的法治化建设

当前,人民政协在履职职能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都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保障,法治化程度不高有关。人民政协的组织活动目前所依据的主要是《政协章程》,这是一个全国政协制定的内部规范,而人民政协的活动,却主要是对外的,其履职的内容、对象、主要都是“对外”而非对内。诚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国家制度中,任何政治组织在国家权力运行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其自我定义都是没有法定效力的,都必须依赖国家法律体系的支持。”而这一点,恰哈是人民政协的“软肋”。试想,没有法律平台的支持,各权力机构和组织怎么必然认可或接受政协的“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呢?因此,从长远来看,只有推进人民政协的法治化,从外部制定《人民政协组织法》、《政治协商程序法》等法律,对人民政协的组织机构,基本职能,履职基本程序,委员权利义务予以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才能彻底杜绝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才能真正促使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由政策咨询型向利益博弈型转变,进而推动协商民主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四)加强人民政协的信息化建设

在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下,人民政协无论是参政议政,化解矛盾,还是民主协商,建言献策越来愈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信息的充分与对称是人民政协得以顺利开展工作的基本保障。目前,在推动人民政协信息化保障工作方面,特别需要在操作层面予以加强,让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协商主题公开,协商程序公开,协商参与者公开,以应对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协活动进行查询,交流,跟踪,监督,宣传的需求与挑战,并让这种交流与讨论也成为人民政协开展工作助力的一部分。而浙江省政协2018年在六地县级政协设立的“请你来协商”平台创建试点工作,可以说正是人民政协一步一个脚印,从城市社区,深入海岛渔村,延伸到互联网上,新形势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互融共促的信息化建设有效新途径,有待进一步推广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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