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的年纪，恰巧历经了中华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年少时的物质短缺到今天的极大丰富，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各种食品常常让我感怀身在寒地小城时的那些零嘴儿。

寒地小城的特点就在于寒，因此很多食品和零食都打上了寒的烙印。唐代边塞诗人岑参说“胡天八月即飞雪”，我的小城虽然八月还不会飞雪，但零下的气温来得特别早，于是冻鱼、冻梨、冻柿子、冻饺子、冰糖葫芦纷纷亮相。

那时冻梨是我的最爱之一。用来冻的梨是秋子梨，但我们习惯称之为花盖梨，溜圆溜圆的，冻透了之后呈紫褐色，硬邦邦的像石头。冻梨平时就放在室外，要吃的时候拿几个来。石头般的冻梨显然不能硬啃，不然大牙都会崩掉，但也不能等着它慢慢解冻，那是很漫长的等待，正确的方法是泡在冷水里“缓开”：三五个梨子放在盆子里倒上冷水，刚刚没过梨就好，然后就是安静的等待，只片刻，水围着梨开始结冰，随着冰越结越多，梨由表及里开始解冻，直至柔软可食，接下去就是狼吞虎咽，发至内心的冰爽瞬间击溃房间里的燥热。今年春节回去，特地买了几个冻梨，也许是更好的东西吃多了，花盖梨石细胞多的缺陷让我很难体会童年时的那份欢喜了。

冰糖葫芦也是冬季的必备零食。那时只有山楂葫芦，用一根签子穿着几颗裹着糖浆的山楂果，红彤彤的颜色在一片白茫茫中仿佛火焰，在跳动、在燃烧，满是力量，冬日的阳光照耀下，糖浆反射着光芒，亮晶晶的红！糖葫芦插在用稻草包裹的木杆子上随着小贩走街串巷，孩子总是摇着妈妈的手臂乞求着，待到同意，会在那一簇糖葫芦中精心挑选一根看起来又大又亮的，心满意足地舔着糖浆，根本舍不得一口咬下一颗山楂——不过这不是我的风格，我总是狠狠咬住一颗果子一下子从签子上撸下来，喀嚓喀嚓地咬碎咽下去，我喜欢这种土豪式的吃法。

一阵紧过一阵的寒风、一场大过一场的降雪把时光带到腊月。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小年这天，灶王爷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年来每个家庭的表现，以定赏罚。灶王爷这厮没有觉悟，胆敢向玉帝汇报他外甥家里不光彩的事，结果被狠人治了一番。普通人家却得罪不起这等小鬼，只好备了物品贿赂，宁波这边叫祭灶果，我的小城流行供“大糖”。大糖其实就是麦芽糖，有的很硬，有的却很酥，很甜很粘。甜，是让灶王爷在玉帝前美言几句，粘，是粘住灶王爷的嘴，废话少说。供奉过的大糖最后被家人分食。我发觉，很多民俗，无非就是找个理由吃这吃那。来年正月初一贴上几毛钱一张的灶王爷画像，算是又请这厮回来，供着。

小城的冬天很漫长，过去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无法做，过年就成了重要的事件，俗语说“打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很显然，吃是过年的核心内容，正餐之外，要有消磨时间的小食，葵花籽是最经典的零食。在小城，葵花籽叫做“mao嗑”，mao可能写为“猫”，也可能写为“毛”，各有各的解释，至今也无法弄清楚。坚持“猫论”的人说那东西是人们“猫冬”时嗑的——“猫冬”是个很形象的描述，人们像猫一样蜷缩在温暖的房子里熬过一个冬季，坚持“毛论”的人说那东西最开始是“老毛子”嗑的——“老毛子”是对沙俄人的蔑称。猫也好，毛也罢，最传神的字在于“嗑”，它把人们那种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淡定悠闲又有点无奈的状态刻画得实在传神。嗑瓜子成为嗜好大约在明朝，清朝、民国时期愈演愈烈，君不见，电视剧里连黛玉都嗑瓜子呢，而瓜子也由西瓜子、南瓜子逐渐演变为葵花籽，最终一统天下。那时中国人嗑瓜子的习俗太盛，以至于丰子恺先生将其列为国民劣根性，皆因瓜子“吃不厌、吃不饱、要剥壳”。小时候，每每向父母讨几毛钱和小伙伴们去街边买瓜子：炒熟的瓜子装在一个布袋子里，卷着边，放在小推车上，我们花上一毛钱，小贩就用一个六七厘米高、五六厘米粗的白瓷杯子舀上一杯，于是小伙伴们欢快地嗑着，仿佛是最大的快乐。其实路边小贩的小推车上不仅有瓜子，还有花生仁、榛子、松子、大米花糖等小物件，只是那时多数家庭贫寒，孩子们更多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了。

小学时，最开心的事不是考了“双百”，而是学校开运动会，因为那代表着可以敞开肚皮吃零食了，是一场饕餮盛宴。一年一度的盛会，家长也不会太苛刻，运动会前带孩子去小卖店采购一番，泡泡糖、口香糖、跳跳糖、叫不上名字的彩色糖豆、饼干、面包，装上一书包，再给点钱，就可以开开心心参加运动会去了。那时我的小学没有专业的运动场，同学们把课桌搬出来沿着操场围起来，里面是运动员的天地，外面就是零食的世界了。

钱通常是用来买冰棍的。冰棍是与时俱进的零食，我的记忆中，从五分钱一根的糖水冰棍到今天数元钱一根的各色雪糕，伴我一直走来，有许多经典回忆。母亲说她那时冰棍只有二分钱一根，但我的记忆是从五分钱开始的。卖冰棍的小贩或走街串巷，或路边守株待兔，都是自行车或手推车上一个大泡沫箱子，用厚厚的棉被盖着，只需递上五分钱，就能实现一点点渴望。那时特别奇怪，大热的天儿，为什么要给冰棍盖棉被呢，偏偏还不融化。这个道理我是上了初二学了物理才搞懂的。开运动会时会有很多卖冰棍的小贩涌进学校，带来的冰棍花样就多起来，奶油味的、香蕉形的、连体式的，价格也贵至几毛钱。大约小学五六年级时，学校允许我们课间吃点东西，很多同学都订了冰棍，尤其是在大夏天，下午的课上得同学们昏昏欲睡，吃根冰棍既醒脑又是享受，同学们也借着这片刻欢愉舒缓一下备考的压力。这种吃冰棍的爽快感我直到2002年才又体会到一次，那年几个大学同学去建德朋友处玩，在路边遇到一个卖冰棍的老婆婆，居然是十分罕见的糖水冰棍，一毛钱一根，也是泡沫箱子盖着棉被，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样，我们几个同学抱着冰棍箱子吃得很开心，因为满满都是童年的回忆。

忘记了是从哪一年起，小城里突然流行起冰激凌，临街的门面房，窗口处放一台冰激凌机，机器下是一串蛋筒。一直觉得那东西很高端，显然不是五分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母亲看出我的小心思，一个夏日的午后，母亲带着两只冰激凌去外公家找我，偏巧我出去玩耍，眼看冰激凌耐不住高温就要融化完，母亲和外公只好吃了它。所以总是好事多磨，一点点小遗憾更显得冰激凌的高贵吧。

絮絮叨叨这许多，哪一个才是心中的最爱？都不是，心中的最爱只有一个，那就是童年的爆米花。现今爆米花在电影院中是神一般的存在，但都是用现代化的机器催出来的，其味道、其游乐感岂可同日而语：

黄昏时分，崩爆米花的老头儿哼着小曲，推着小车来到居民区，支起高压崩锅，点起炉火，灰白色的烟冲天而起，呛得老头儿连连咳嗽。烟很快就散尽了，只剩下跃动的火焰，老头儿眯着眼睛，皱纹里嵌着笑，高声喊着：“崩……爆米花啦……”那个“崩”字喊得一扬一抑，很长，很有韵味。其实，玩耍的孩子们早已发现老头儿，不用他吆喝就已经跑回家拿了玉米粒或大米，带上一小包糖精，再揣上几毛钱，便来排队了。

老头儿笑眯眯地接过孩子手中的碗，把米粒倒进崩锅，封口、加固一气呵成。老头儿一手摇着锅，一手摇着风轮，风助火势，火焰贪婪地舔着锅身，锅身飞快地旋转着，听得见米粒在锅中翻滚的声音。老头儿眼见气压计显示火候已到，便转下锅塞进一个大袋子里，扳住锅角，大喊：“小心喽，开锅啦。”胆小的孩子早已跑开，双手捂着耳朵，胆怯而又不甘心地盯着老头儿。老头儿用力一踏锅，一声巨响后，锅口被高压气流冲开，米粒随着气流喷涌而出，就那一瞬间，压力骤减，米粒立刻膨大，白花花，透着香气。爆米花的主人马上跑来用盆子装了它，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进嘴里，只顾着吃，忘记了付钱。就这样，一锅接着一锅，巨响伴着欢声笑语和红霞自在飞。

太阳的余辉渐渐散尽，老头儿喊着：“不崩啦，不崩啦，没有煤啦。”可是，还有很多孩子没有如愿呢，怎肯放过。那个说：“我用煤当钱。”于是，火焰又欢快地跃动起来，巨响又接连不断。月亮和星星都已升起，孩子们围在火边说着笑着，没有一丝想回家的样子。老头儿也笑着，被烟熏黑的脸上皱纹条条，每一条里应该都有一个故事，那双大手青筋绽露，皮肤粗糙，是一种骨骼之美。

现今偶尔在路边、在小区门口也能看到现场崩爆米花的，除了玉米、大米，还多了年糕，可惜没有了孩子们的团团转，因为，一切都在超市的货架上。

回忆往昔，仿若南柯一梦，祖国昌盛，宛如游龙击水，三十载惊天变化，如何一一细说。今天看着超市货架上的各色食品，不禁要感慨物质的丰富，而只要登陆淘宝，点点鼠标，南北干货特产尽数收入囊中，只有赞叹技术的进步和物流的给力。但是，恰恰是今天的极大方便才反衬出年少时对吃的渴望，那时的小卖店是孩子们心中最美的天堂：泡泡糖要大大牌或火箭炮牌的；装在玩具手枪里的糖豆五光十色，又能吃又能玩；橘子汁、桦树汁是可口的饮料，从未听说过什么可乐、雪碧和七喜；麦乳精、橙味果珍都是冲泡的上品，电视广告里果珍是冬天御寒的神器；买个圈饼——中间有个洞洞的饼、港包——现在叫手撕面包，还需要付粮票；至于火腿肠、膨化食品和花色饼干，都是后来的故事了。那时，父母要极力阻止孩子赖在小卖店里要这要那，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仅有的工资要优先满足填饱肚子，而今天，我们仍然要极力阻止孩子赖在超市里要这要那，不是没有钱，而是担心这添加剂那化学品影响孩子的健康，这并不是说当年的食品更加安全，而是我们在有了更多的选择后，患上了选择焦虑症。

小小零食如同管中窥豹，虽只见一斑，仍可想见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