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正是各类出国热的时候。那时国内外生活水平相差较大，出国也不像现在这样只要家里积蓄够就可以出去。联系出国要投递很多申请，通过很多种考试，到了国外还要省吃俭用为将来回国攒点积蓄。在大学、研究生期间，好多同学为出国早就在做各种准备，。我没有想过要出去赚大钱，虽说见识见识国外的研究文化也不错，所以联系出国的动力并不强，又恰好儿子出生，因此在国内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由于发表了几篇论文，与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一个研究组的研究内容相关，因此得到了一次去美国的机会。可是当时适逢911，美签证紧缩，可以出国看一看的机会眼看着就耽搁了。

正在这时，很偶然，我的研究工作也在日本筑波的材料研究所内找到了有兴趣的研究小组，而且还帮我申请到JSPS，即刻就要报到。本来已经打好去洛杉矶的行李，又不得不添了一些御寒的衣物，一家飞到了日本。由于走得匆忙，我们连从机场到筑波的路线怎么走都没有准备。儿子那时已经两周岁多，上海到东京飞行时间不算长，第一次坐国际航班，一路十分兴奋。到了机场后第一次觉得语言不通的不便，只好拦了一辆出租车来到筑波。要知道日本出租车相当贵，筑波离机场有好大一段距离，这趟车大概花了我将近国内一个月的工资。

筑波几乎没什么工厂，研究所很多，农田也很多。有人说在筑波生活的只有两种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博士。我就在这里度过了几年耕读生活。

筑波不大，周边骑自行车所及也就这么几家超市和商场。公园倒是不少，一座连一座，周日和平时白天稍微有一点人气，但与国内公园里人头攒动的情形大不相同。我们一家住在一幢专门提供给外国研究人员居住的公寓大楼里。公寓楼可以容纳差不多一百户人家，设施很全，也很先进。住在这里的中国人有近二十多家，还有不少来自中东和韩国，有的也是拖儿带女。老婆孩子倒是很快入乡随俗，很快结交了一群来陪读的家属。每到傍晚楼下院子里就成了大人小孩子们嗔莺叱燕的场所。可是除了这些，日常的生活就十分单调。

我在筑波的国立材料研究所离住处不远，步行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课题组的负责人是日本人，皮肤黝黑十分壮实，应该是每天打棒球的缘故。和国内研究人员成天忙于出差跑项目不同，日本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大多每天进实验室，讨论试验方案，亲自动手进行实验，助手会照看一下数据记录、实验安全一类的事情。

研究所里有一些研究人员从事的是比较潮的研究，也就是比较热门的课题，时不时会发布一些重大研究发现，举办各种报告研讨，一个研究所热闹不热闹主要靠这群人。但研究所里还有不少人从事很传统的工程研究，几十年干同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国立材料所有栋力学实验楼，有几十台材料蠕变实验机，据说刚建所就开始实验了。大家知道，材料在受力后会根据虎克定律立刻会产生变形，但后来人们又发现随着观察时间尺度变大，在一定载荷作用下材料还会像沥青一样发生缓慢变形，即便施加的载荷很小。这种变化对于一些重大工程，特别是一些重要工程，材料的蠕变性能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桥梁用钢材在长时间载荷下缓慢变形的过程。在我们同一个办公室有两位头发花白的研究人员一直照看着这些实验，他们已经是第二代照看这批实验的研究人员，这批实验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我在的时候还没有结果。直到前几年我从日本国立材料所每个月发给我的简报中得知这批实验终于结束的消息，实验结果发表在一个按照国内评价标准不太有名的学术期刊上。

由于南加州大学那位教授的一再联系，美国之行终于在两年后得以继续。这次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乘坐越洋航班，原来的三口之家在日本添了一位新成员，大大小小的行李虽然多，与来到时候相比，去机场的一路却从容许多。离开时正是筑波春寒料峭、樱花盛开的季节，来到洛杉矶，这里阳光灿烂，到处各色的鲜花盛开。我们租了一套离校园不太远的公寓，院子里有游泳池，四周围是高大的棕榈树，学校班车每隔20分钟就有一班。在USC中国人很多，大多是刚本科毕业来读研究生的，也有小部分拖家带口。由于洛杉矶城市很大，特别是有车以后大家住得非常分散，因此中国人的聚会远没有在日本多。

南加州大学USC校园并不大，是一所私立大学，也是洛杉矶市区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另外位于洛杉矶郡还有两所有名的大学，一个是加州理工，还有一个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由于加州理工比较超脱，而且人比较少，所以剩下的UCLA和USC经常在各个领域死磕。USC是有名的贵族学校，UCLA校报把USC改成了U$C，讽刺他们只有钱。而USC也会把UCLA的小熊做成小纪念品，让女生拖在背包上在地上踩来踩去。比如USC把UCLA的胜利钟藏起来一年多，UCLA学生从直升机上用油漆把USC校园内的特洛伊武士雕像泼成UCLA的蓝白色。两校在体育竞技领域的对抗更是全方位的，UCLA篮球更强一点，每当大学联赛两队相逢，两校的学生全体动员极尽贬低对方之能事。而UCLA和USC的橄榄球战争比篮球更出名，USC的橄榄球队多次获得全美冠军，可UCLA对此毫不畏惧。由于在整个洛杉矶两校校友都很多，每次两校的橄榄球比赛都会演变成全市的校友对抗，校长们就得在比赛前后战战兢兢好几天。这种美国式的竞争造成的结果是两所学校共计产生700多位奥运选手，获得400多枚奥运奖牌。

USC的科研经费在全美都是算比较多的，特别是工学院。有不少来自产业界的捐助和项目，研究生在学校就可以与工业界有广泛的接触，而企业从与学校的合作中不但可以获得研究成果，还可以物色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

我在USC从事复合材料制备工艺以及性能研究，课题组研究生过半来自亚洲，以印度、中国、韩国人居多，来自美国的研究生也有一些。不同肤色和背景的年轻人在一起，课题组气氛显得十分活跃。大家讨论中产生的新思想第二天就要赶快落实实验，不然指导老师就会安排别人去做。课题组还有一些项目是留学人员不能参加的，大多来自与武器相关的单位。课题组的选题十分广泛，这一点与日本的课题组的专注不太相同，与企业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成果不需要彻底做完，一方面说明美国消化研究成果的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与高校合作，会把企业的技术问题分解，企业自己掌握核心的研发，基础部分的给高校。

在这段海外留学经历后，我举家回国。刚到宁波时，适逢中科院在宁波筹备建立一个材料方面的研究所。由于以往中科院研究所大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为了表示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决心，据说，当时中科院路甬祥院长特地在研究所的名字里强调了技术与工程这两个词。

我是2004年下半年到宁波的。虽然是第一次踏上宁波这块土地，却已在书本里多次神游。对这里人流车水的三江口、码头相连的老外滩、古树森森的天一阁宛如故交相逢。然而宁波吸引我的却是这里朝气蓬勃的制造企业。我是学材料工程出身，对一切工程化的东西有天然的兴趣。在这之前一直在高校和研究所打交道。虽然我一直做的是工程研究，可接触更多的是科学家。也正是因为在国内外前期所受到的科学熏陶，对今后的工程研究带来了不少理性分析，能少走不少弯路。借宁波材料所筹建之机，有幸走访了大大小小的企业，结识了性格不同的企业家。

刚到宁波是在04、05年，浙江企业升级换代的客观压力还没有现在这么大，但很多企业家就已经表示了对企业全方位升级换代的极大兴趣。，让我做一些调研。印象最深的有两家：

第一家企业的老总个子不高，待人和善，虽然不是学技术出身，对自己企业的生产工艺、装备以及国际上同类公司的最新技术十分了解，凡事亲力亲为。和大多数金属类企业一样，一般金属材料制品在加工成型后还需要通过电镀进行处理，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材料直接暴露在大气中，减少腐蚀，延长使用寿命；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表面强度和光洁度，增加美观。那个时候浙江大部分地区都开始进行电镀集中管理，就是在城市的一些偏远片区划出一块地，由不同厂家的电镀车间入住，技术自行管理，水电集中管理。他们在宁波钟公庙电镀城有一个大约占地面积600——700平方的车间，上面还有大概100——200平方的办公区。为了了解一手资料，我在他们电镀厂跟了一个月的班，特别是在跟夜班的时候，车间的技术人员都下班回家，深夜的电镀城却是灯火通明，是一天生产最繁忙的时候。趁工艺间隙与操作工坐在电镀槽边聊天，可以了解哪些工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设备的布置哪些不合理、去离子水的用水规范如何、甚至包括哪位操作工手艺最好、那个技术员技术更强。电镀园区里那一家企业设备最好、技术最全，等等。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从事电镀技术的研究，可这些经验对我们后来决定开展金属材料失效与防护这个方向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

第二家资格更老，是一家坐落在杭州的企业。虽然产品是看上去高大上的功能材料，可是生产过程却完全用的是铸造工艺，而且是最传统的转炉加翻砂，厂里很多设备只是在教科书上提到，这种生产设备和工艺在一般钢铁厂早就不用了。受老总之托，我带了我们几位能吃苦、懂技术的研究人员到生产线上与工人一起摸爬滚打，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和前面提到的那家电镀厂一样，铸造翻砂车间也是夜里比白天热闹。不同的是，铸造翻砂噪音大，是重体力活，几乎没有空闲。为了发现工艺流程中的问题，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去发现。我和我的团队带了记录本和照相机，每天清晨和翻砂工一起满脸灰尘回到宿舍，清洗一番后还要尽快整理数据，赶在白班与技术人员以及车间主任进行沟通。

通过对浙江企业的调研，我发现浙江对传统材料工程技术的需求之迫切是我回国前甚至在我读书时都未曾料想到的。在调研中也与企业的老总结下良好的关系。由于结识的大多是第一代企业家，多数企业还处于上升的关键时期，多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政策压力都很大。因此多数老总为人低调，对企业的各项事务都十分熟悉，身体力行，对自己的企业有深厚的感情。由于产品结构处于中下游位置，大多企业的利润并不高，有时甚至可以用微薄形容，因此很难像国际大企业那样进行大规模前瞻性研发投入。他们从并不丰厚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钱，去解决制约企业发展最瓶颈的问题，在设立项目时恨不能要每一分钱都能产生一百分的回报。作为研究人员，当然知道在研究机构的运行成本高，加之各种考核的影响，关注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我们在接受企业项目委托时，我们也尽量从企业家的角度分析问题提出方案。

记得2007年那一段时间世界各国太阳能光伏非常火热，国内各地都在这阵热潮带动下纷纷投资太阳能项目，加上政府的多项支持政策措施，浙江也有不少民营企业有意向太阳能方向发展。由于太阳能是一个朝阳产业，这对一些从事传统制造业又苦于寻找新项目的企业老总非常有吸引力。杭州有位企业家找到我们，说想投资太阳能光伏项目，希望我们能帮忙提点建议。我们以对当时各地这类项目的热炒程度，在分析了正反两方面的风险和回报，还是劝阻了。果不其然，由于欧洲太阳能补贴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产能的急剧增长，加之欧盟的反倾销，太阳能光伏接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高科技寒冬，时至今日还一蹶不振。这位企业家后来只要一遇到我就会提起当时的情况。

在企业的改型升级中，有不少企业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突破。慈溪的一家企业，在2009年与我们合作之初，这家企业年产值大概十亿元左右，三年合作期满之时产值已经达到三十多亿。我们在其间未必帮上什么，只是恰逢了企业的高速增长，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浙江企业家对科技的重视，也见证了科技对企业发展的重要。还有一家合作企业，坐落在鄞州，主营有色金属加工，我们一起合作开发一种新型合金型材，在做好成分、工艺、性能等研究的同时还和企业一起走访客户，了解用户的具体需求，客户提出的技术问题即使不属于我们当初约定的合作内容，也尽量布置人手去完成。

人才培养也是我回国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年来，陆陆续续从我课题组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十多人了。他们大多数论文的选题直接来自企业需求，我们与企业技术人员一起制定研究方案直至直接用于指导实际生产，给同学们直观的产业化认识。同学们在做好理论研究的同时接受了实践的教育，他们毕业后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从事技术开发。

来宁波十年的工作，虽然没有做出多大的成就，但切切实实为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原则始终坚守。中国的制造企业以往常常以低端产品加工为特色，如何走向高端制造需要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当然还少不了政策的扶持。目前正是企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我愿意和广大企业家一道，使中国制造成为高端产品的代名词，与浙江、宁波周边企业共同进步。宋振纶